引言
近二十年来,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持续攀升。据行业数据显示,2025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总量达308.3万辆,同比增长10.4%,其中新能源汽车以超75%的同比增速成为核心增长引擎,出口目的地覆盖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等关键市场,墨西哥、中东及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需求尤为旺盛。然而,伴随产业出海步伐加快,知识产权纠纷已成为制约中国车企国际化进程的核心壁垒——全球汽车行业专利诉讼量自2005年起呈波动上升趋势,2023-2024年再达高峰,且诉讼地域集中于美国、德国等关键市场,国内被诉主体以整车企业为主(占比64%),智能网联、电子电器、新能源电池等核心领域更是纠纷高发区。在此背景下,如何通过法律手段防范风险、应对纠纷,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“走出去”的关键命题。
一、中国汽车产业出海知识产权纠纷的核心态势与法律痛点
(一)纠纷高发领域聚焦技术转型关键环节,专利布局短板凸显
汽车产业向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,知识产权纠纷已从传统的发动机、底盘等领域,转向智能网联、新能源电池、电子电器三大核心板块。据统计,智能网联领域近5年专利诉讼量快速上升,核心原因在于5G、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催生大量标准必要专利(SEP),而国内车企在通信领域专利积累不足——近十年我国整车企业海外专利公开量占比始终低于10%,2025年上半年头部出口企业中,部分企业海外专利公开量甚至为0。这种“重出口、轻布局”的现状,导致企业在面对侵权指控时缺乏抗辩筹码,极易陷入被动。
(二)诉讼地域集中于高价值市场,临时禁令成“致命武器”
全球汽车专利诉讼主要集中于美国及欧洲的德国、法国等关键市场,这些地区不仅是中国汽车出口的核心目的地,更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高、禁令适用较为普遍的区域。以德国为例,2023年1月审结的 MU Ionic Solutions Corporation(以下简称“MUIS”)诉欧宝汽车与宁德时代专利侵权案中,尽管最终杜塞多夫地方法院驳回原告诉求,但该案全过程凸显了欧洲市场专利诉讼的严苛性——原告通过专业机构对涉案电池进行成分与结构分析作为举证核心,而法院对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与证据链完整性的审查标准,给中国企业提出了极高的合规要求。值得警惕的是,欧洲统一专利法院(UPC)自2023年运行以来,因禁令颁发效率高且呈现“亲专利权人”倾向,已成为全球专利权人青睐的诉讼地,一旦被认定侵权,企业将面临欧盟18国甚至更多国家的禁售风险。此类禁令直接切断企业在目标市场的销售链路,对依赖海外市场的车企而言,可能引发供应链断裂、品牌信誉受损等连锁反应。
(三)NPE诉讼与SEP许可成本高企,企业议价能力薄弱
非执业实体(NPE)以“专利运营”为核心,不从事生产经营却通过诉讼索取高额赔偿,已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风险源——通信领域NPE年诉讼量超500起,且多针对技术依赖度高的新能源与智能网联车企。更严峻的是,中国企业在SEP许可中处于“高产低利”的被动地位:我国汽车产量占全球1/3、网联汽车产量占比1/2,但营业收入仅占全球20%,利润不足海外主要车企的10%,却需承担相当于利润12%的通信SEP许可费;2022年全球流入中国的SEP许可费约54亿元,而流向国外企业的费用超300亿元。这种失衡背后,本质是国内企业专利布局分散、缺乏核心SEP话语权,导致在许可谈判中难以争取合理费率。
(四)诉讼应对能力不足,非判决结案率低
从司法结果看,全球汽车专利诉讼中原告与被告胜诉比例接近(被告胜诉率43.02%),但国内企业多因证据准备不足、海外司法规则不熟悉,难以有效抗辩。同时,撤诉、和解等非判决结案方式占比仅约3%(撤诉2%、和解0.19%),反映出企业在纠纷化解中缺乏灵活策略——要么被动应诉等待判决,要么因诉讼成本过高被迫接受苛刻和解条件,未能通过早期风险评估、诉前协商等方式降低损失。
二、典型案例的法律透视:风险点与应对启示
(一)MUIS诉欧宝汽车、宁德时代案:新能源电池专利抗辩与证据博弈的标杆
1.案件核心法律争议:涉案欧洲专利EP1939971A1聚焦锂电池核心技术,MUIS指控欧宝汽车搭载的宁德时代50kWh锂电池侵犯其专利权,并申请禁令救济与产品销毁。争议焦点在于“涉案电池是否含有专利权利要求限定的特定成分”——MUIS通过巴登符腾堡州氢研究中心的检测报告作为核心证据,而宁德时代提交了包含锆等其他元素的反证,最终法院认定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侵权成立。此案暴露的关键问题是:海外诉讼中,技术检测的专业性与证据链的完整性直接决定诉讼走向,国内企业常因对海外取证规则不熟悉陷入被动。
2.欧洲诉讼的程序特点:德国法院对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高度依赖技术鉴定,且对禁令申请的审查极为严格,需同时满足“侵权可能性高”“原告将遭受不可挽回损失”等要件。本案中,宁德时代不仅提交了产品成分分析报告,还同步在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对涉案专利提起无效程序,形成“侵权抗辩+专利确权”的双重应对,有效降低了禁令风险。这与欧洲司法实践中“程序对抗优先”的特点高度契合——企业需善用专利无效、技术鉴定等程序工具,而非单纯依赖实体抗辩。
3.启示:出海企业针对新能源电池等核心部件,应建立“目标市场专利图谱+技术特征比对”的前置审查机制,尤其要重视欧洲市场对“技术证据关联性”的要求;在应对诉讼时,可采用“抗辩与确权并行”策略,通过专利无效程序动摇对方权利基础,同时联合专业检测机构固定己方非侵权证据,为胜诉奠定基础。此外,该案被视为针对中国电池企业的“试金石”,提示行业需警惕竞争对手通过“测试性诉讼”摸排防御漏洞的风险。同时,出海企业需提前对目标市场核心技术专利进行“自由实施(FTO)分析”,尤其是NPE持有的高价值专利;并同步建立禁令应对预案,如准备替代技术方案、与供应商签订专利责任分担协议,避免因单一专利侵权导致市场退出。
(二)安赛乐米塔尔诉小鹏汽车案:车身材料专利与和解策略的平衡
1.案件焦点:安赛乐米塔尔主张小鹏G9车型侵犯其铝硅镀层热成型钢专利(EP3290200B1),该专利直接关系车身强度与安全性,若认定侵权可能导致车型停售。最终双方和解撤诉,核心在于小鹏通过“专利交叉许可谈判”与“技术补偿方案”达成妥协。
2.和解的法律价值:对车企而言,海外诉讼周期长(德国、美国专利诉讼平均周期1-3年)、成本高(单案律师费常超百万美元),和解可避免长期诉讼对产品上市节奏的影响;但和解需以“明确专利边界”为前提,避免因过度妥协导致后续被反复追责。
3.启示:企业应建立“诉讼与谈判并行”的应对机制,在应诉同时启动专利评估与交叉许可谈判,借助专业机构分析专利有效性与侵权可能性,为和解争取有利条件。
三、中国汽车产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法律应对策略
(一)企业层面:构建“预防-应对-转化”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
前置专利布局,嵌入战略顶层设计:将知识产权纳入海外市场拓展规划,针对墨西哥、欧盟、中东等核心出口地,优先布局智能网联、电池等核心技术专利;参考海外TOP100 企业“整车+零部件”协同布局模式(国外整车企业占32%、传统零部件企业占30%),联合供应链企业构建专利组合,提升议价能力。
强化风险预警,完善内部管理制度:建立“全球专利诉讼与预警平台”,定期开展FTO分析与侵权风险评估;明确知识产权部门与业务部门的权责分工,在产品研发、海外参展、经销商合作等环节嵌入专利合规审查,避免因“无意识侵权”引发纠纷。
优化诉讼应对,灵活运用多元救济:组建“内部法务+海外本地律师”的应对团队,熟悉美国337调查、德国专利诉讼等程序规则;对NPE诉讼可采取“专利无效反击”(如挑战专利新颖性、创造性),对SEP纠纷可联合行业协会推动“费率市场化谈判”,降低许可成本。
(二)行业层面:搭建协同联动的知识产权服务网络
共建信息共享与SEP协作机制:由行业协会牵头建立“汽车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”,整合全球专利数据、诉讼案例、SEP许可费率等信息,为企业提供精准参考;推动制定行业SEP许可规范,联合头部车企与高通、诺基亚等SEP持有人协商“公平、合理、无歧视(FRAND)”费率,避免恶性竞争。
聚焦核心领域,提供专业智力支持:针对智能网联、AIGC版权等新兴领域,组织法律与技术专家开展专题培训,解读专利侵权认定、版权归属等法律问题;建立“海外专利诉讼应对支持中心”,为中小车企提供低成本的法律咨询与诉讼协作服务。
(三)政策层面:完善全链条保障与国际规则对接
强化法律供给与风险预警:推动《专利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与国际规则衔接,明确NPE诉讼规制、SEP许可争议解决机制;构建汽车产业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,对重点市场诉讼动态、专利壁垒变化及时预警,助力企业提前应对。
深化国际合作与维权支持:通过双边/多边知识产权合作机制(如中欧知识产权对话),推动德国、美国等司法辖区认可中国专利审查结果,降低海外专利申请成本;建立“政企联动维权机制”,在企业遭遇海外不公平知识产权救济时,通过外交协调、贸易救济等方式维护合法权益。
培育专业服务与人才队伍: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,可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拓展海外业务,在欧盟、美国设立分支机构,提供专利代理、诉讼代理等全链条服务;推动高校、企业联合培养“法律+汽车+外语”复合型人才,解决海外知识产权人才短缺问题。
结语
中国汽车产业出海已从“规模扩张”进入“质量竞争”阶段,知识产权作为“技术壁垒”与“竞争武器”的双重属性日益凸显。对车企而言,唯有将知识产权从“风险防控工具”升级为“战略竞争资产”,通过前置布局、精准应对、行业协同,才能在全球纠纷中掌握主动;对行业与政策层面而言,需构建“企业主导、行业协同、政府支持”的保障体系,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从“被动应对”转向“主动参与”。唯有如此,中国汽车产业才能真正突破知识产权壁垒,实现从“出海”到“扎根”的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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